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
2014-07-11  作者:楚寒 阅读次数:4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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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自由、服务,揭橥燕大的精神与标志。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像司徒雷登这样的美国人,一位基督教的传教士兼教育家,他丰蕴的一生,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宗教、教育、新闻、政治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

影响近代中国深远的人物

然而曾经扮演着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一位重要人物,司徒雷登随着廿世纪下半叶的时代变迁,几乎已被湮没或遗忘在历史的深处了。直到了08年末,他又重新出现在全球华人的视线中。

1949年8月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共产党军队攻占南京三个多月后黯然离开中国返美,怀着无奈与遗憾,告别了这个他前后整整生活了56年的国家。2008年11月17日,在他离世46年后,其骨灰终于依其遗嘱,从美国运回他的出生地中国杭州下葬,这是他临终前魂牵梦萦的国度。在他的墓碑上只是简单地以中英文刻着这么几行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碑文虽少,或许这就是对为人谦逊、行事低调的司徒雷登一生的最好写照。

作为传教士和神学院教授的司徒雷登,曾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爱人以德的精神,竭力履行光荣使命,在落后的中国尽心传布福音;对中国底层民众和学生,施以爱心与关怀。身为教育家的司徒雷登,曾为创办燕京大学奔走呼号,在中美两国间四方募捐筹集办学经费,终于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大学;我们才知道这位燕大首任校长,为中国培养社会有用人才殚精竭虑,在他哺育下,燕大英才辈出,成为近代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任职外交官的司徒雷登,曾倾心于力图促成国共和谈,希冀中国通过和平谈判方式组成联合政府;我们才知道这位战后美国驻华大使,为建立国府败退后的中美全新关系,尽了可称得上是最大的努力。

可以说,司徒雷登参与了动荡的中国近现代史的长期进程,他的成功和辛劳,曾广泛地赢得中国人民的尊敬;他的失败和无奈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对应着中国社会脉动的感应和深刻的历史背景。

传教士兼教育家

司徒雷登一生从事过多项事业,特别是作为教育家,他是成功优秀、深具影响力的。这不仅因为他荜路蓝缕创办了燕京大学,又主政燕大期间取得不凡成就,更在于他为中国教育,确立了一种全新、切合现代的办学和教育理念。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父母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司徒雷登即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他11岁时回到美国维吉尼亚州上学,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遂立志于传教。

作为一个生在中国,并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学看作是自己毕生的事业,认同这所大学是“中国人的大学”。而他创建这样的一所新大学,是为了可以更好地服务中国。司徒雷登与燕大,彷佛根本就已融为一体。他可谓当时燕大的灵魂人物,燕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的个人努力之上。这位主持校务工作长达廿七年之久的大管家和主政者(1919-1945),在当时的燕大师生中受到极高的推崇,而被誉为“燕园之父”。他无愧于这一称号,乃因为他所确立的“燕大精神”。

成为最有用的学校

他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1933年,明确地提出办学目标:“我们的目的,是要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是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史上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目的很清楚,就是强调大学教育是要服务现在中国。

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学期间,提倡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则,他保障燕大教职员及研究者,在教学和研究时不受校内外制度和势力的干预,给燕大学者们一个自由教学、自由讨论学术观点的场所,以无障碍地传播他们的专业学识。他要求燕大的学生,既要中国化,又要国际化。因此对师生的政治立场不加以干涉。

在北京沦陷期间,燕大选择了一条最难坚持的道路,既没有内迁到安全的地方,也没有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而是坚持独立的教学理念,为此他甘冒牢狱之灾。在他的努力坚持下,燕大校园里充满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具有很强的学术多元包容性。

司徒雷登校长以自己对中国的热爱,作中国教育界人士都望尘莫及的工作,取得中国教育界人士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堪称中华民族伟大教育家蔡元培校长外,又一位杰出教育家。

在有关司徒雷登的著述里有不少他的老照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想到司徒雷登在燕大校园里与学生交流讨论、鼓励他们、专注于学术的和蔼可亲的样子,我的心里总是会心一笑,觉得这才是教育家,一个生命饱满、无比地热情、单纯、彻底的教育家。

声誉卓著的教会大学

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里,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奋兴时期,越来越多的来华传教士意识到建立教会大学的重要性。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震惊了中国的知识界,戊戌运动把改革教育作为革新政治的前提,中国兴起了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革浪潮。来自国立高等学府的竞争压力,促使教会大学必须增加完备的实验室和图书馆,聘请更多更好的教师,从质量上和公立大学抗衡。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许多教派的大学合并。经过十几年的谈判、联合,组建成后来的燕京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其首要的目的就是传播基督教,1916年时任校长的Lowry(燕大前身的校长)在会议上谈到创办这所大学的初衷,讲到:“这所大学的建立,是为了使四万万人民都基督化……中国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使它有可能维持这么多的人口。它将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燕大建在这个大国的首都中,有可能为中国革新做更多的工作。除了传播福音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方法能比。”

之后接管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很清楚燕大的这个使命,便提出了允许学生宗教信仰自由的观点。司徒雷登认为:“燕京大学的创办,是基督教事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它不但能为信徒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更能为教会培养工人…。我要求燕大一直保持基督教的风格与影响,但同时要求它不被人看作是宣传运动的一部分。学校不应该要求学生必须参加礼拜,也不应该强求他们参加其他宗教仪式;既不能在学业上优待信教的学生,也不能在学业上给不信基督教的学生设置障碍。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大学。”

燕大不强迫学生参加宗教活动,并不等于不为有信仰的学生创造学习和深入研究基督教的条件。事实上,司徒雷登在“保持基督教的风格与影响”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当属燕大的宗教学院。1925年,在众多教授的倡议下,燕京大学利用在教育部立案登记之际,将原神学科和宗教系合并,组成了宗教学院,并把招生对象扩大到在职的教会工作人员。

作为第一所基督教神学研究院,燕大宗教学院不仅在中国高等神学领域内一直处于领袖地位,而且曾被誉为远东第一流的神学教育机构。燕大的基督教社团办得也有声有色。早在1919年,燕大就存在着一个忠实履行和贯彻基督教办学理念的机构──证道团(Apologetic Group)。他们随即发行了一份杂志《生命月刊》,以“阐释基督教义之真理,并促进基督教改革运动”。证道团是燕大的一个核心组织,这个证道团是由北京的十几位基督教学者针对新文化运动中反基督教倾向而组成的。该组织的宗旨是“一方面证明基督教与时代精神相适应,并为当时代进化的先驱;一方面要坦白的讨论教会内部的各种问题,作革新教会的准备。”

燕大的基督徒团契也非常兴旺。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兴起了“非基督教运动”,主要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主力,强调宗教与教育的分离,社会各界很支持。在此压力下,中国政府颁布外国人在华设立学校要求,禁止学校以传播宗教为宗旨,不得以宗教为必修课。因此神学院无法正式并入燕大的组织系统。司徒雷登希望整个校园都能够弥漫着基督信仰的气息,于是想出变通的办法之一,就是设立「燕大基督徒团契」,来对学生传福音。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燕大校训的由来有一个典故。司徒雷登刚到燕大工作几个月后,他与几位教师同工准备为学校制定一个校训。他们都是出生在中国的外国人,都认为教会大学应该既能够涵盖宗教信仰,又具有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及大无畏的探索精神。有人主张采用《圣经》中的经文:“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太20:28, 可10:45,即“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做燕大的校训。司徒雷登立刻想到第三任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用希腊文镌刻在弗吉尼亚大学校门上方的一句经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8:32)。因此把这两句话结合为一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燕大的这一校训很快便渗入到学校的各个方面,它不仅见诸于学校的精神生活、学生的出版物、象征性的图案和校歌中,更重要的是深入学生的心灵,成为大多数学生的生活准则。他们立志付诸实践,并把它作为衡量周围人群的标准。其中一些学生追随政党后,还是忠诚地履行这一校训,为民众做有益的事。廿世纪上半叶没有其他任何大学的校训,能对学生产生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司徒雷登奉行宽容的治校态度,提倡教授治校的理念。凡是有才学的学者,不问其个人宗教信仰、政治倾向和学术流派如何,一概诚恳聘请。他说过:“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他全力邀聘当时的中国著名学者、甚至学术大师来校任教,藉以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在他的努力下,一大批思想学术界方家名宿,纷纷奔赴燕京大学,造成燕大一时名师云集。有大师方有高材,燕京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燕大的校友在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界辈出贤才而具有深远影响。

而真正让燕大开拓国际学术视野的,则是1928年春成立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与世界一流大学进行各种学术交流。到了1930年代,当时的燕大已经享誉国际,而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也成为当时中国最美丽和最有成就的大学。毕业生活跃在中国的政界、教育界、宗教界和其他领域。可以说,燕京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重振燕京大学的精神

缅怀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风范,和大学教育的真谛。这在中国逾半个世纪后已然渐趋式微了。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的这种躬身力行、实践出来的基督信仰教育思想,才是最应该被我们后人所记取的,如今当我们感受这位教育家的超拔与热忱,感受这所教会大学的纯真与执着,也希望能使当前中国的教育现状和基督信仰状况为之提升。

 

注: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经调整、合并,北大迁入燕大的校址,两校实行合并,燕京大学也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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